魏阳
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史教授

我是美国CU大学东亚史教授魏阳,关于明代的政治、制度、文化和军事,问吧!

明代,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,也是另一个朝代的循环。有人说它专制腐朽,也有人认为它自由开放;有人说它保守落后,也有人认为它开拓进取。为什么如此多相互矛盾的标签,都被浓缩起来贴在这同一个朝代?到底明代是怎样的?让我们一起用历史这把手术刀,切开谎言与愚昧,看清过去真实的血肉。也许最后,我们会发现,历史记忆从来不是死去的、冰冷的往事,而是与现在一起跳动、一起生长的活物。
我是魏阳,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、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史教授、腾讯《大家》专栏作家,也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。关于明代的政治、制度、文化和军事,欢迎与我聊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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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 2019-05-17 进行中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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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阳 2019-05-17

工商业发展,当然是向近代转型的标志。但是商业的发展,并不代表出现了现代的社会。中世纪的阿拉伯商人也精通商业,但是却没有自发进入近代社会。仅仅是工商业的发展,很难说能进入“近代社会”。现代或者近代社会的到来,标志着社会的整体变化:比如要有保障个人财产权,保证契约有效性的独立司法体系,脱离了大家族或者家庭人身束缚的个人主义,社会流动性,自由迁徙的权利(可以被工厂公司雇佣),对创新和科学的尊重和鼓励,开拓进取的精神,尊重法治和个人财产权的政府等等。如果用这种严格的定义,那么明末的商品经济规模虽然可观,但是离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社会还比较遥远。
明代的”内阁“与现代国家中的”内阁“,是不一样的。现代欧洲国家的内阁制,背后是君主立宪制度。国王尊重法治,日常工作交给内阁,内阁受到国会的监督。而明代的内阁,从法理上说,只是独裁君主的顾问团队,助理团队,不能侵夺皇帝的权力。这样的内阁制,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标志向近代的转型。
满清入关后,觉得内阁制很好,基本照单全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满清完全没有阻碍内阁制的发展,谈不上中断。
清代的商业,基本延续明代隆庆开关后的模式,依然有发达的海外贸易。但是问题是,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配套设施,依然欠缺。所以也很难说”阻碍“了近代转型。
明清时期的商业,说白了,做生意发财可以,可是说不定哪天就被朝廷撸了羊毛,当韭菜割了;或者卷入某场政治斗争,财产充公,家破人亡。中国多的是勾结官府、豪无安全感的西门庆;少的是心无旁骛、全力创新的马斯克。这才是中国向近代转型最困难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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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东厂西厂之间的恩怨等频有兴趣,请教授介绍下。

魏阳 2019-05-17

杨锴2019-05-17

发现新大陆后对明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有哪些?

魏阳 2019-05-17

发现新大陆对明代中国影响巨大。
新大陆深刻的改变了明代社会的形态。简单来说,第一:美洲出产的白银,通过欧洲商人运到中国,增加了明代外贸的顺差。中国出口了大量丝织品、瓷器、茶叶,换来了大量白银。中国在晚明之前,一直有钱荒。就是出产的贵金属太少,货币不够用,所以才有宋代的交子和明初的宝钞(纸币),对经济发展非常不利。美洲运来的白银,增加了货币供给和流动性,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。没有美洲的白银,很可能就没有晚明的所谓”资本主义“萌芽和繁荣的市场经济。
第二,美洲传来的新农作物,比如玉米、土豆、蕃薯,迅速在中国大面积种植。这些高产作物,相比水稻,容易栽种得多,亩产也高。所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。从明初到明末,再到乾隆年间,中国人口应该翻了两到三番。这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。因为政府的规模没有增加,人口的翻倍,造成了政府效能不足,管不了社会上这么多事情。所以在明清时期,地方上的宗族起来,承担了原先政府的很多职能,比如义仓、义学,修桥补路,庙会,甚至是收税,都开始由宗族承担。这在南方很明显。所以有人认为明清的地方社会,出现了”自治“的倾向。这是美洲作物引入的长期效果。
另一个方面,由于人口的迅猛增加,也造成了社会的普遍贫困化。人口多了,人均反而穷了。
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,也刺激了来华的热情。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,促进了文明之间的交流。中国出口的商品,通过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,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抢手货,扩大了中国的商业文化对世界的影响。
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影响,比如meidu等在中国开始传播。
总之,新大陆的发现,将中国拉入了整个世界体系之中。中国第一次参与”全球化“,是从明代开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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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阳 2019-05-17

明代的知识精英,是取得功名比如进士身份的士大夫。他们对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两种对立的态度。
一部分人很欣赏,比如徐光启、李之藻、叶向高、李贽等人。徐李二人还和利玛窦合作,翻译了很多他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书籍,内容包括天文、地理、算数、几何等等。这些开明士大夫把欧洲的学术称为“天学”,非常敬仰。特别是欧洲的地理和天文知识,在当时超出中国本土的传统,让这些士大夫大开眼界,赞叹不已。在《剑桥中国史》明代卷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欧洲的“天学”。
同时,也有一些士人不喜欢欧洲的传教士,比如沈榷。万历年间有南京教案,一些传教士被送回澳门。但这主要与明廷害怕天主教与白莲教有关,朝廷担忧民间宗教失控,并非专门为了镇压欧洲的科学。
有学者发现,仰慕欧洲科学技术的明代士大夫中,东林党人和有东林色彩的士人居多。而反对西学的,往往代表皇权和北方地主利益。
明朝的士大夫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总体还是开明的,有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兴趣。因为对科学的兴趣,而加入天主教的人也不少。这与当时流行的宋明理学“文以载道”的态度不太一样。宋明理学认为,知识应该为道德修身服务。但是这些喜欢西学的明代士大夫,纯粹因为对于自然的好奇,而被科学吸引。这说明了明代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。理学远远没有达到垄断社会的地步。晚明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。
后来查禁天主教是清代雍正年间的事情,而且和梵蒂冈教廷不宽容中国的祭祖和祭孔仪式有关。而且即使在清代,欧洲的历法,比中国本土的历法准确,也是公认的事实。

魏阳 2019-05-18

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,都有土地兼并的问题。经常反复出现的问题,并不代表是“必然趋势”。就像犯罪率总是会上下波动,但很难说犯罪是必然趋势。
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古代既有土地集中的趋势,同时也有土地不断分散的趋势。中国古代家庭财产,一般是平均分给继承人,所以每次继承,大块的土地,会被分割成小块给儿子的家庭。这种财产分配制度,是和兼并的趋势相反的。所以兼并与分散,是同时出现的,可能相互抵消。
但是,如果大规模土地兼并趋势在增强,往往会成为社会问题。是因为1)兼并往往是通过政治特权的掠夺,豪强兼并后的大土地,往往免税或者减税,比如明代的皇亲国戚,或者士大夫高官。这造成国家税收的减少。明朝的崩溃,主要原因在于财政入不敷出,有免税特权的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多,让国家税收减少。万历的儿子福王在河南有数万倾的土地,不用给中央政府交税。同时,政府规模又在扩大,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,一旦遇到战争和灾害,财政赤字对政府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
2)兼并的另一个后果是:失去土地的农民,要么成为新土地所有者的依附者,要么成为流民。两者对国家来说,都很糟糕。前者让国家失去人头税、徭役和兵源的来源,后者让社会陷入动荡。
3) 大土地集中,让财富集中在某些家族手中,让中央政府的地方治理,变得困难。拥有大土地的地方豪强,可能会因此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。
所以,历代政府,有时会用行政手段,抑制兼并的趋势。如果处理不好,当上面几个因素同时出现,土地集中达到巨大规模时,会造成朝廷衰落,社会动荡。这个时候如果出现民变,或者说农民起义,就会改朝换代。改朝换代,其实是暴力清盘,肉体消灭原来的大地主,重新分配土地,格式化原来的兼并程序。原来的吊丝,现在通过暴力成为地主,掌控天下的土地财产。传统社会的革命,最重要的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。
暴力清盘之后,新政权往往扶持自耕农,或者说小农阶级,比如明初的政府。这样可以扩大税收基础,减少能挑战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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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阳 2019-05-17

这里主要谈美国的情况。
美国研究明史的学者,人数远不如清史和现代史的人多,但也算自有渊源和传统。早期的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算是海外明史的一家之言,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对晚明的认识。黄主要从马克斯韦伯的“工具理性”角度出发,认为明代中国缺乏现代化的动力。他认为明代以道德代替法律,缺乏制度创新。虽然历史有趣,但最终都“没有意义”。和黑格尔和韦伯一样,黄仁宇认为晚明中国是停滞的。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史观,现在受到许多批评。
最近的研究发现,晚明中国,其实充满了变化的动力,包括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新。
后来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框架,有这么几个。一个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明代,比如弗兰克的《白银资本》,把明代中国纳入全球化的视野,来看东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贡献。该研究也大量运用了亚欧其他地区的史料,在学界广受好评。另外,欧洲鲁汶大学的Nicolas Standaert,也用了大量的欧洲和中国的文献,描绘出中西之间关于礼仪的文化区别,也让人耳目一新。
另一个方向,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,发掘民间社会的文献。这些社会史学者不把精英创作的文献当作是经典,力图勾勒出一个官方的目光没有触及到的民间社会。比如哈佛大学的Michael Szonyi对于明清福建宗族的研究,普林斯顿的Susan Naquin对民间信仰的研究。这些研究把中国的史料当作一种例证和素材,回答的问题来自欧美宗教学、人类学的理论。与国内学者的路数不同。
目前美国明史研究有一种倾向,就是不把明朝当作一个典型或者纯粹的汉人王朝,而是强调明朝与蒙元,以及内陆亚洲的文化制度联系。比如David Robinson对于明代前期军事文化的研究,强调与元朝的延续性。这大概是受到了新清史学派的影响。
美国明史研究的结构性问题之一,是搞清楚从宋代到清代长达千年的“后期中华帝国时代”中,明代的地位到底是怎样的。大多数学者认同,唐宋之间,中国有一个根本性的社会转型,叫做“唐宋转型”。但问题是,从宋代到明代,到底有没有突破性的转型?明代是宋代社会的延续,还是更加与清代接近?有些明史学者认同Robert Hartwell和Robert Hymes描述的南宋地方化,认为明代延续了南宋以来士人地方化和地方意识崛起的大趋势。这样看来,明代就是宋代的延续。
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晚明中国,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型,出现了近代化的思想,被称作启蒙思想或者自由传统(比如de Bary)。这样说来,晚明是近代中国的开端,而不仅是之前历史的延续。这种分歧,和国内学者关于明代在中国历史分期中地位的争论,是相似的。
还有一些细节研究,着重在晚明的政争。有学者用哈贝马斯的“公共领域“理论,来解释东林和复社,赞扬明末党争的现代性和社会意义(Mary Rankin)。也有人认为晚明的党争集团其实都来自同一个阶级和社会背景,所以无法用欧洲的概念来解释(黄宗智,Harry Miller)。
此外还有普林斯顿的Elman,通过打通社会史与思想史,把经学和理学研究放在广阔的社会脉络中理解。Willard Peterson对于晚明中外思想交流的研究,各有一家之言。另外还有关于明代文学、戏剧、城市、宗教、军户、礼仪、司法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,都各有千秋。但是,建立新的研究范式的著作,近年来并不太多。对整个中国研究领域,产生重大影响的明代研究,还有待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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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xford2019-05-17

为什么明清两朝政府都能容忍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?

魏阳 2019-05-18

古代国家对于疆域的概念,和现代国家不同。我们现在熟悉的”国家主权“,是一个现代的观念,古代是没有的。古代国家的疆域,是流动的。比如在西北边疆,边墙修到哪里,要看国力、地理形势、战争和人口迁移的结果。皇帝高兴,可以把一大块草原赏给某游牧部落世代居住,只需要该部落名义上的顺服。有人把这叫做“封贡体制”,和现代以条约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概念不同。中央的天子,是东亚所有国家名义上的首领,外国要定期进贡。这里没有国家平等的概念,同时也就没有明确的主权边界。
明代的大部分边界,和外国是没有”条约“来规定的,所以随着时间流逝,会出现很大的伸缩变化。即使是固定的边界,也只有大致的区划,不像今天一样精确到公里。所以,如果有外国人在边界附近定居,只要不惹麻烦,一般不会成为地方政府的眼中钉。政府的管理能力是有限的,不可能事事都管。
澳门的情况是,葡萄牙人借口晾晒货物和衣服,占据了岛屿,对官府比较恭顺,该下跪就下跪,该贿赂就贿赂,一般不太惹事,所以一直被允许在澳门居住。地方政府定期收取费用,乐得不管。但是,在明清地方官眼里,澳门当然是中国地界,只是暂借葡人居住,朝廷也从来没有明确表明把澳门给了葡人。但是在葡人眼里,数百年的占据、管理、和建设,似乎渐渐给了他们统治该岛的权利。所以是一个各说各话的状态。这种情况,和很多明代内陆边界的模糊状态,很相似。
在清末鸦片战争之后,国力衰微,葡人更加肆无忌惮。同时,清政府慢慢接受了欧洲”国家主权“的概念,通过条约来明确国界和主权的边界。所以葡人对澳门事实上的占领,就变成了殖民统治。
接受了现代主权观念的中国政府,收回澳门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,也是符合二十世纪反殖民化的浪潮的。

oxford2019-05-17

明朝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高不高?

魏阳 2019-05-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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